青少年白癜风如何治疗 http://nb.ifeng.com/a/20180410/6493214_0.shtml我第一次读贾谊的《过秦论》是在《史记·始皇本纪》的末尾，太史公司马迁有过收录。当时惊叹于这篇文章用叙事论证与排比、对偶、对比等创作手法下的气势与雄辩，然而文末结尾草草的一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初读时，总觉得欠缺些什么，也就此埋下了伏笔，像一个石头一样一直悬在心上。
后来年龄大了，经过多年的学习与思考，当然囿于我的才学浅薄，也一直没有结果，但那时的思考主要是对前人观点的吸收与继承上，也缺少自己的见解。后来年岁日长，对秦朝灭亡的原因也有了一定的深刻的认识后，再回过头看贾谊的《过秦论》时，便愈发笃信贾太傅仁义论的“浅薄”了。
也是在最近才知道，原来《过秦论》还有中下两篇，结合起来看便不是我之前认为的那样。如果我们只看《过秦论》的上篇，那么灵慧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它文采有余，作为政论文论起政事来难免有些疏阔，甚至赶不上后来的晁错，这种疏阔一如鲁迅先生所评价的那样：
“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造成这种疏阔的，我想一部分原因是贾谊是优秀的政论家也是优秀的词赋大家，他的词赋如：《吊屈原赋》、《鵩鸟赋》等都很有名气。只是说，他的文章也由此受了词赋这一文学体裁的很大影响。比如给我的典型感觉就是这篇《过秦论》有点像后来六朝时期的骈文一样，在排比、对偶等文学手法的运用下，让这篇文章在表达思想上造成了很大限制，难免有些遗憾。
但瑕不掩瑜，如果我们把这篇文章的中下两篇结合西方建国早期的政治形势，与在《过秦论》上篇文末便点明贯穿全文的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来看，《过秦论》一文还是无愧于贾谊的千古贤名，是对西汉以及后来的封建帝国制度都有很大直接或间接影响的。
凭栏远眺，满目山河空怀远时，回首过去，我们总是一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的那样悲观：“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其实不尽然总是如此，历史虽然是个“圈”很难打破跳出轮回的枷锁，但偶尔我们也能看到前人对过去兴亡的批判继承。比如秦国有感于西周封建制度的局限性：诸侯尾大不掉，实力强大时，本末倒置觊觎鼎之轻重，于是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废除分封制，推行了郡县制度。
但后来西汉又见于秦国二世而亡，没有宗室拱卫，众建诸侯；于是封建制又在西方立国早期重新复活再行分封。然而这种分封也只是暂时的，后来在贾谊、晁错乃至汉文帝、景帝、武帝等一系列贤君良相的辛苦经营下，终于在贾谊首倡打击诸侯，晁错主张“削藩”、主父偃的曲线救国的“众建诸侯少其力的”推恩令下，西汉又回到了秦国实行的郡县制度的老路上。
跌宕千年，这个圈却没有就此画上句号，形成闭环。后来，西汉灭亡，曹魏政权乍起又乍落，司马氏篡汉令人发指的顺利。造成这一原因的，除了主少国疑，曹魏掌权人物的颟顸外，其实主要原因也有缺少宗室封王的拱卫，以至于首都上层权臣作乱、风云变色时，外地没有足够实力的藩王进京勤王。
于是西晋立国又立马回到了封建制的老路上，大行分封，诸如齐王、赵王、楚王....等几乎被人遗忘的名号，又被人拾起来重新装裱，再后来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便是直接导致五胡乱华的乱世，让国祚本不坚实的晋国元气大伤的八王之乱...
所以，我们说“秦人不暇自哀”时也要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历史有时真是个圈，但大多数时候也不存在后人不会思考前人兴亡的原因。
西方对秦朝灭亡的反思，最早可以追溯到开国皇帝刘邦时期。刘邦十分厌恶读书人，甚至他看到有人戴儒生的高帽子，就要把那帽子摘下来，往里面撒尿。那种情况下，在刘邦刚得天下时，有一个儒生却进入了刘邦的视野，他反驳刘邦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
马上得到天下，能凭借马去治理天下吗？翻译成人话就是，用武力夺取天下可以，难道治理天下能凭借武力吗？潜台词是要重视文字的力量，他便是陆贾，与贾谊一样一介儒生。
于是陆贾在刘邦的授意下，援引历史，以商周和秦朝的兴亡为例著书论述秦亡汉兴、天下得失的道理，以资借鉴。著文十二篇，每奏一篇，刘邦都极力称赞，称其书为《新语》。因此，陆贾也是西汉第一个官方开始反思秦国灭亡原因的人。
但陆贾的这种反思，在当时流传不是很广，由于文章拗口的关系，大多也只局限于上层统治者之间，远不如后来贾谊的《过秦论》这篇流传甚广，富有文学性。
不过“萧规曹随”，贾谊对秦朝灭亡的反思，也依然逃不过陆贾的仁义之说，只不过他出于优秀政论家的真知灼见，所讨论的更加深刻、也更加紧贴时事，具有可操作性。当然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能忘记，相较于《新语》，他写的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一些，也十分具有观赏性与文学价值。时光境迁，这种在后人眼中，文学价值大于政治价值的价值，也是我们今天把《过秦论》收入在课本中的原因。
如果我们抽象的看，贾谊这篇文章对西汉政治制度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不是数学方程式那样逻辑清晰，有迹可查；也囿于篇幅关系不能逐一像清朝学者那样引经据典，充分论证考究，但拾人牙慧，找出一两点“曲解歪说”与大家分享还是可以的，比如贾谊文章中下两篇提到的仁政爱民思想与君主广开言路，接受群臣建议这两点。下面分别阐述。
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在商鞅变法之初，出于移风易俗，“急于求治”等目的便定下了用法峻急的政治底蕴：
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商君书》。
在秦国的法制实践中，我们虽然看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科学进步的现代法治观点，但更多的还是法家中过于相信刑法力量的一面：小过大究，细过深究，甚至为了维护法律与社会秩序不惜践踏人权，肆意加害。典型例子便是众所周知的，秦国弃灰于道者黥这一恶法。
打天下与守天下的方法不一样，纵观东西方历史，诸如西方亚历山大帝国、东方秦帝国乃至后世由蒙古人创立的元帝国（巅峰时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昙花一样。深究其主要原因，大多都能找到帝国在军事快速扩张的下，还来不及改弦易张，便出于惯性已经分崩离析的无奈结局。
不过，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西汉之前的秦国可能是一个例外，它其实是有机会改弦更辙的。在秦始皇去世后，下一任继承人如果用仁政去秦法之峻急，修养民生的话，或许这个伟大帝国还不至于那么短命，这点《过秦论》中，贾谊有过讨论：
“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
然而秦国统治末期，在经历一系列恶性政变，在昏君胡亥与晚年变节失德，毫无当年风骨的李斯的主导下，李斯老马恋栈豆，为了爵禄阿意取容，非但没有规劝秦二世，还上了一份有名的《行督责书》，让秦国的严刑峻法之风愈演愈烈。
李斯的这封上书为秦二世的集权统治，倾天下之有，以供一人之欢的极端自私享乐行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这也直接导致秦国更加严苛峻急，百姓民不聊生，以至于秦国刑者辗转千里，相望于道，为西汉帝国取代秦国留下了足够的时代背景。
书奏，二世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忠臣。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李斯列传》
如今，从历史材料看，汉朝无疑去除了很多秦法中很多过于严苛的法律，这主要体现在统治者执政时废除、减少肉刑上。诚然，我们并无直接证据可以表明，这种进步可以归功于贾谊的《过秦论》一文，但不可否认陆贾与贾谊以及受他们影响的统治者反思秦国灭亡的原因时，仁义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在汉文帝时期，发生了一件有名的政治事件，即“缇萦救父”。文帝四年，，有人上书告发淳于意受贿。按照刑法应当专车押送他向西到长安。面对飞来横祸，淳于意有5个女儿，但都慌了手脚，跟着囚车哭拿不出主意，解救老父亲。于是淳于意生气，骂道：“生孩子不生男孩，危急时没有人能帮忙。”
生子不生男，缓无可使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老父亲捶胸顿度的呼号，极端的打击了他最小的女儿缇萦的自尊心，于是她给汉文帝上了一封上书，信中提到：“死者不可复生，而刑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
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代价，一旦法律的惩罚加害于个体之上，那么轻则身伤，重则身亡，届时即使侥幸躲过一劫没有死亡的人，想再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时，却依旧因为诸多肉刑，刑罚加身，便再难有融入社会的机会了。
于是秦汉时期，这种肉刑泛滥的法律陋习，也导致了统治者的执法目的，由惩戒犯人，引导犯人改过自新，达到社会教化风俗这一良善目的；变成了间接向社会展示违法后犯人所受到的伤害，从而“以罚代管”向民间转移政府的行政成本，掩盖封建社会的行政效率低下，愚昧世人。
汉文帝借此在当年废除了肉刑。追本溯源，这让我相信，如果不是贾谊那帮文人的高瞻远瞩，事先提供了理论基础与依据，那么或许过度依赖肉刑这种不人道的刑罚，可能在西汉乃至后世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吧。
《过秦论》中下两篇中，除了仁政爱民的思想外，贾谊对秦国灭亡的反思主要还体现在规劝西汉统治者“开言纳谏”广开言路的观点上。
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
站在历史的反光镜中，我们知道在政治体制中纠错制度是一种很重要的制度，它可以让统治阶层及早发现社会统治或有的问题，从而减少错误政令所导致的内耗，让王朝的生命力得以延长，获得长治久安。而在皇帝制度的集权统治下，大臣进言规劝，君主虚心采纳便是最主要的纠错手段之一。
《礼记》中说：“王言如丝,其出如纶”，意思是作为君王，即使他说的话如丝一般纤细，传出去以后也会像绸带那么宽大。这也经常被比喻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即使本身没有显示自己的欲望，他的言行也能对别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现实中这种影响不见得每次都是好的影响，也有很多统治者旰衣宵食，勤勤恳恳为百姓谋福利，却在执行时变了味，成了加害民间的恶政。比如，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
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这种现象，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便是典型例子。尽管这样，但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凡是开明的君主大多善于听人规劝，善于改正自己的错误。比如李世民，他几次三番被魏征气的不行，咬牙切齿，可这一气倒也气出了被后人传唱不息，几乎是整个盛唐巅峰的“贞观之治”。
而君主中不听臣下的规劝，没有很好的执行“纠错制度”的人同样有很多。比如上古时期的纣王、贾谊同时代的秦二世、项羽，乃至后世的隋炀帝杨广等。他们大多刚愎自用，为了维护自己那极端重要的自尊与利益，不惜杀死打击忠言规劝的臣子，严重时甚至导致了生死国灭的不幸下场。由此可见贾谊文章中对秦朝的反思中，君主广开言路，不受雍蔽的重要性。
而贾谊所处的时代，本身便是一个君主广开言路，听人劝，皇帝与大臣良好的执行纠错制度的时代。有感于秦朝的快速灭亡，西汉的皇帝诸如汉高祖刘邦，汉文帝、景帝、乃至贾谊之后的武帝都有纳谏的历史记载，甚至贾谊自己也是皇帝广开言路，接受群臣建议的受益者。比如他政治生涯的早期便是由河南郡守吴公的举荐推荐给了汉文帝，他才得以由一介布衣变成了帝国冉冉升起的政治巨星，得以一展胸中所学。
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屈原贾生列传》
综上所述，《过秦论》中，课本未收录的中下两篇对西汉政治制度的主要影响为两点：一个思想上指导统治者去除秦法的严苛峻急，实行仁政；另一个是规劝后来的统治者以秦为鉴，善于听取大臣意见，从而良好的纠错。
不过受文章篇幅的关系，《过秦论》中下两篇贾谊的观点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分别展开一一讨论。但我相信“一千个人中只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抛砖引玉，如果这篇劣文能够启发读者有更好的见解与领悟，从而在平台上创作出更多的优质内容与大家分享，那么便再好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