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有那些特征 https://m.39.net/pf/a_7282164.html中国农民画开拓者刘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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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乡的开拓者农民画的园丁---刘群汉
刘瑞兆
刘群汉，户县农民画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农民画研究会顾问、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理事、陕西省农民画协会副主席、户县农民画协会主席，户县文化馆副馆长，户县政协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常委。
刘群汉年生于陕西省户县牛东乡薛花园村，他自幼爱好美术。年，他考入省立户县师范，毕业之后，于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北师范大学美术专业。在大学就读的几年时间里，刘群汉在名师吕斯佰、刘文清、洪毅然的悉心指教下，绘画水平得到了飞速的进步，这为他以后的农民画辅导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年，刘群汉从甘肃省张掖师范专科学校调到户县文化馆工作，从此开始了他长达35年的户县农民画辅导生涯。
几十年来，一次次的户县农民画美术训练班，有刘群汉先生亲临辅导的身影。
在田间地头，在治河工地，刘群汉鼓励农民画作者，一手拿锄头，一手拿画笔，种出好庄稼，画出好作品。
在春夏秋冬，在乡间路上，刘群汉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检查辅导农民画作者的创作。30年里，刘群汉骑坏了四辆自行车。
刘群汉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户县农民画的事业。在他的悉心辅导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农民画家，其中农民画作者李克民画的《高原打井》、李顺孝画的《金山银海》被国家邮政总局出版为邮票发行全国，刘惠生的《户户有存款》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户县农民画进京展出，在全国八大城市巡回展出，轰动全国！享誉中外！户县农民画大获成功了！
中国农民绘画，户县实力最大。全国第一个获得“画乡”称号的是陕西户县，全国第一个雄伟壮观的专门展览农民画的艺术殿堂，是迄今为止仍然使用的户县农民画展览馆。
户县农民画的成功经验在全国传播之后，一花引来百花香，户县农民画从一枝独秀，引来了中国农民画的春天，引来了全国民间绘画的大繁荣，全国农民画像雨后春笋般的兴起，此后全国涌现出多个农民画乡。
中国户县农民画---美哉！
户县农民画，是一个伟大的作品，这个大作品获得成功，诚然离不开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支持帮助。但是，这个大作品的具体操作者、具体执笔人，是谢志安马宏智丁济堂刘群汉王志杰先生，是在户县农民画园地里辛勤耕耘的园丁们。
刘群汉在热情地的辅导农民画作者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自己也创作出了《关中农家》、《挂金》、《拂晓》、《放牧行》、《山姑娘》等优秀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展览并获奖，他的作品被国内外宾客收藏颇多。
刘群汉先生是户县农民画的园丁，他从事户县农民画事业35年之多，为户县农民画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文化部特别授予他“全国优秀辅导员”荣誉称号，陕西省文化厅授予他“开拓知音奖”。
为了户县农民画之花的绚丽开放，为了户县农民画事业的兴盛繁荣发展壮大，刘群汉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工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刘群汉先生对户县农民画的贡献，功不可没！
在刘群汉先生去世之后的追悼会上，农民画家们首先为他送上了一个书写着“画乡的开拓者农民画的园丁”落款为户县农民画全体作者的金字大匾牌，以感谢他为户县农民画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历史，将永远铭记户县农民画的开拓者刘群汉先生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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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汉先生的农民画人生
年刘群汉在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上学期间留影
年户县文化馆全体同志合影
前排左一沈振帮、左二相建民、左四刘群汉、左五李世程、左六谢志安
后排左一丁济堂、左二王景生、左三刘滨海、左四赵志胜
20世纪70年代刘群汉（左五）在农民画创作座谈会上
年10月户县农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户县农民画”大作品合作者，左起：丁济堂谢志安马宏智刘群汉，在天安门前留影。
年，刘群汉（前）和咸阳地区艺术馆美术辅导员程征，点评和指导户县农民画作者的创作草图。
年刘群汉（中）在户县秦岭山区辅导农民画
年丁济堂刘群汉（右）在户县秦岭山区辅导农民画时的合影
年，户县农民画在延安展出。前排左起刘群汉、丁济堂、马亚莉、柳春丽。后排左起：王佩原、张希关、杨丽丽
在陕西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文化厅省民政厅的支持下，陕西省农民画协会于年12月5日成立，大会聘请省文联主席李若冰同志为省农民画协会名誉主席，大会一致推选丁济堂为省农民画协会主席，户县的刘群汉刘志德李凤兰刘知贵王天孝任副主席。前排左起为傅恒学刘群汉丁济堂李若冰李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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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户县农民画
刘群汉口述 段景礼整理
一
我年出生于户县牛东乡薛花园村，年初中毕业，考入省立户县师范(真花硙村)。在师范时，美术也算一门主课，加之我爱美术，因而当时在同学中有“老师(指某一位老师)画不过刘群汉”的传言，这虽属戏言，但却对我学习、深造美术这一专业，起到了一种先导的作用。
师范毕业，我本应当一名小学教师，不料学校根据上级精神挑选出25名毕业生，参加高等师范院校考试，我被选中并报考了美术专业。结果我以第一名被录取到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美术专业。一个人能按自己的爱好和志向去深造，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幸运，再加上当时大学的优裕生活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使我有一种春风得意之感，也使我产生渴求知识的欲望。我在名师吕斯佰(和徐悲鸿亦师亦友)刘文清、洪毅然的教授下主修西洋画。由于名师的指导加上自己的勤奋，我的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分配时，由于一种偶然的原因，我失去留校的机会，被分配到河西走廊的武威师范任教，这是年9月的事。
年到年是武威师范“文革”前的黄金年代，美术专业有了大专院校毕业生任教，无疑对学生学习美术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尤其一部分擅长美术的同学，在我的带动下，更是形成一种良好的学风。年我因教学成绩好，被调到张掖师专美术科任教，给教师进修班带水彩课，给专科学生带素描课。到师专的第七天，被省上以高薪(每月给学校元)聘请到北京筹备“中国十年民族工作”展览，住在首都民族文化宫一年多。在京期间，我接触了许多名家的书画作品，星期天总是到故宫观赏古画，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对我的艺术修养提高很快。
回到张掖师专，就是三年的困难时期，当时甘肃省的领导“左”得利害，“灾情”也就特别严重，饿死人不少，逃荒要饭更是司空见惯。学校当然也不能幸免，学生跑了大半，全天吃土豆，没有油，我的体重下降50多斤。后来学校宣布无限期停课，我才给当时在户县县委工作的同学写了一封信，要求回县工作，很快得到肯定答复。我收拾了简单的行囊返回原籍，从此开始了我的农民画辅导生涯。
二
我本想到户县师范教书，但领导要我到文化馆工作，我服从组织分配。当时的县文化馆在钟楼下的张公祠内，小小的土墙土屋，进门就碰见馆里一个同志在慢条斯理地擦自行车。这里的工作环境和人无疑和大学的校园形成强烈的反差。这难道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但自己毕竟是“落难”之人，不能讲昔日的“辉煌”。于是我便关起门来画素描，搞木刻，欣赏名作，企图在斗室里找回自己的天地。闲暇时便去涝河垂钓，陶冶性情，养成艺术家的情操。
谢馆长几次找我谈工作，不是吃闭门羹就是受到冷遇，就去找文化教育局长陈宗仁，说“咱庙小，放不下那个神”。陈局长说：“对有几下子的人要放宽些。”这话对于谢馆长是“工作方法”，对于我可就是一种理解和信任。我决心以工作成绩来回报领导同时证明自己。那时候开始搞阶级斗争和学习雷锋活动，我根据形势，发挥自己的所学，夜以继日地干，几乎一天一幅大型宣传画，不到一个月，户县县城就挂满了我的宣传画，一时轰动了县城，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我也因此改变了形象，得到了领导的信任。
我年来文化馆之前，户县农民画队伍已经初步形成，30多位作者已具有了一定的绘画能力，有的还在报刊上发表过作品。说实在的，他们对我画的画和大学美术教师的身份感到神秘。也许是当过教师的缘故，我很快和这些农民画作者热乎起来了。当时的户县农民画在艺术上可以说没有明确的创作目标和着意追求，作品也比较稚嫩，当然我也不可能给他们作出方向上的指导，就轻车熟驾，按着专业院校的路数，给他们教素描、讲透视、谈色彩，农民画作者们专心地听，认真地学，可怎么也听不懂学不像。我泄气了，农民画作者们自然也很委屈。农民画作者毕竟是农民，文化素养太差，成不了大气候，充其量是为政治服务，为某种运动做些点缀而已。
但当我有意无意地观看他们过去创作的画时，我开始有些惊异，继而产生一种震动，虽然这些画说不上是上乘，但那稚拙的人物、夸张的景物所组成画面的背后似乎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在竭力挣脱世俗的偏见，欲卓然独立于世。我当时朦胧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现象……
随着我对群众文化工作认识逐步加深，迎来了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我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就是从那时，我脱掉了西装换上粗布衣，咂上了旱烟袋。我虽然是富农家庭出身，但父辈对我的农事教育并不逊于贫下中农子弟，我趟下身子割麦、扬场、锄地、扶犁，受到了群众的赞扬，也使我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对于我以后深入的开展辅导，和群众、作者打成一片，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和我在真花硙村住队参加“社教”的，还有省美协副主席修军、画家张建文等，他们也和我一样进行锻炼和改造，同时也和户县农民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社教中后期，农村普遍开展了办“三史”展览。这个时候我和丁济堂带领几十名农民画作者办了十几个村的村史展览。由于自己立足点的转变，不但对办村史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和农民画作者普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为了办好“三史”，时常要办业余美术作者训练班，要到各村去具体辅导。我和丁济堂风尘仆仆、风餐露宿，踏遍了户县的山山水水，走尽了全县21个乡镇多个村庄。有一次，临时决定开美术作者会议，发送通知最快也得三天。于是我一狠心牙一咬，骑上自行车，硬是一天把全县转了一大圈，把所有乡镇都跑到了，行程大概里。那时候，自行车是我须臾不可离的伙伴，30年我骑坏了四辆自行车!
年以后，由于户县农民画进京展出和在八大城市巡回展出，一时间户县农民画风靡全国。当时的舆论确有把农民画宣传到不适当的高度，我和丁济堂也不能超脱。但我们想的却是用这股强劲的风潮去推动户县农民画的大发展，建立一支坚强巩固的农民画作者队伍。
那时候走到一个公社，只要一号召：每天十分工，业余作者就成群结队地来了。虽然他们抱着不尽相同的目的而来，但沙里淘金，众多的学员中总能筛出几个。事实也是这样，我们的农民画队伍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大发展。我们不顾一切地举办各种美术训练班、学习班，仅—年就办了7O多个美术训练班(每个班多则一个月，少则十几天)。我可以说整天泡在各村镇的训练班里。我们还经常请来省、市、地区的美术专家帮助办班，象曹海水、陈笳咏、亢龙等都和我们滚过饲养室的炕，睡过地铺，受过稻地恶蚊子的叮咬，吃的却是粗茶淡饭，缺油少盐，但他们从未叫过苦!
有一次我和丁济堂在灵山寺讲课到晚上12点，而余下村的人还在等我们去。在余下讲完课已是晚上3点钟，仍然赶了回来。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我往下一蹲，丁济堂踩着我的肩膀攀上锈蚀的铁门，然后又拽我过去。这样做为的是参加第二天早晨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
曹家滩是濒临渭河的一个偏远村庄，办一次训练班不容易。我费尽力气集中起沿滩村庄的作者，刚把他们的热情调动起来时，有人捎讯说我妻子难产。我火速回家，医院，但心里却丢不下训练班，我意识到那里可能要出几个有出息的作者。我安慰了妻子几句，向满含泪水的妻子告别后，骑上自行车奔向距家40里的渭河滩!我当时的心境是难以名状的……
突然，从地里冲出一庞然大物，劈头盖及地向我压来，那物举措不及，猛地直立，双蹄就搭在我的肩上。我连人带车摔倒，周围的群众都惊呆了。这头惊了的骡子跑了，群众才把我扶了起来。虽然没有致成重伤，但却把我惊得多日子不能平静。
训练班办得很成功，我的妻子却因缺乏照料，身体受到伤害，丢了孩子……
训练班分为两种档次，一种是普及班，目的是吸收作者壮大队伍；一种是提高班，是对有前途的作者的好作品集中指导，使之更趋成熟。年春天，国务院文化组通知户县农民画进京展出，所以我们必须拿出一批好作品。我当时在户县二中集中了李顺孝、葛振民、胡继文等七位作者办训练班，进行提高辅导。两个礼拜共搞了24幅作品，全部被选中参加进京展览。其中有李克民的《高原打井》、《马达欢叫》，李顺孝的《金山银海》、《枣发芽种棉花》，武生勤的《抽水站》，刘惠生的《户户有存款》等。这些作品展出后大都被编选入大型画册。当年7月我又在户县三中举办了秦镇、大王、苍游、牛东四乡镇7O多位作者的训练班。我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主导思想(也是后来农民画走的路子)，在创作主题、思想性上把关，在人物造型、构图、色彩和制作等艺术性上严要求，没有走弯路，因而成功率较高。70多人的吃喝拉撒睡我要管，辅导中从草图到成品每个环节也要管，还要管命中率。虽然很累，但取得的成绩却令人欣慰。这次训练班为北京展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附带说一点：现在说起户县农民画进京，好像是很轻松的事，或者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烧饼。我不这样认为。有前面多年老师和作者付出的因，才有后来的果。记得我们把画选好，组成了画展的雏形，到西安叫有关专家和领导审查。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以及种种难以说清的原因，总怕审查过不了关。所幸，初步审查过后，丁济堂从西安打电话要我把二等画(第一次未选上)带上立即送西安。我接到电话，离开往西安列车的发车时间只有13分钟，我抱了80幅画跑步到火车站，近乎两公里的路对当时体重斤的我，实在是一个考验!到西安后，又枕着画在车站广场睡了将近一夜，才搭上去北京的列车。
关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别人讲的很多，我不赘述。但这关键是一个队伍问题。要巩固这个队伍，除了宣传鼓动，更需要辅导者坚持不懈地去组织、督催。我想，农民画像前进的列车，到站有上有下是正常现象，但要始终保持列车的满员!这也是我几十年建设农民画队伍的主导思想。
三
户县农民画从50年代初的酝酿到50年代后期的初步形成，到60年代初期才有了“农民画”的叫法。以前将作者叫“农村业余美术作者”，他们画的画叫“农民美术作品”；也有将作者叫“群众美术爱好者”，他们画的画叫“群众美术作品”等。农民画这个叫法当初的含义也和以上叫法的含义没有多大区别，也可以说是农民画的画就叫农民画，当然不管是油画，国画、版画。如果以这种概念指导农民画，我想农民画必然走上歧途。就拿轰动一时的董正谊的《户县新貌》、《公社鱼塘》，刘志德的《老书记》，李凤兰的《春锄》，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对户县农民画起到了促进和提高作用，也为户县农民画争得了荣誉。但平心而论，我认为这些作品只能算作一般化，用“农民画的画”去衡量也还是上乘之作，若要和专家相比较就相形见绌了!因为他们这种写实的工笔重彩画实在是专家们的轻车熟驾。而一种艺术或一部分人的艺术要站住脚，要在艺术之林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超越自己和超越别人。那么农民画怎样超越自己和超越别人，这在农民画发展壮大名声大震时，就必然尖锐地摆在农民画作者尤其辅导者的面前，这实在事关农民画的生存和发展。
年当我第一次领略了农民画的魅力，朦胧意识到了它的潜在力量时，我就有意识地在辅导中，引导他们向稚拙、质朴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中间也得到石鲁、赵望云等“农民画要姓农”、“农民画要象农民一样”思想的启示。我当时说：“农民画必须扬长避短向民间艺术靠拢。要画自己对生活的特殊感受。你们不要小看那大头大眼、粗胳臂短腿的造型，那才是一种追求，一种稚拙美。写实再好，你比得过照相?”
这种说法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这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是纯粹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审美情趣。那时候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多紧!我一个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受得了这一棒子!但出于一个搞艺术者的良心，出于一个辅导老师的责任，我并没有放弃这一追求，只是采取一种变通的作法而已。
“四人帮”倒台后，我们顶住了某些心怀叵测企图把户县农民画划入“极左路线”的思潮，户县农民画站住了脚，而且声誉越来越高，成了户县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但此时农民画的先天不足才真正地表现了出来，农民画在艺术上停滞不前。实质上还是个走什么路子的问题。户县农民画走了近30年，仍然是一个画画的团体，它必须有它的界定，有它的理论系统和艺术体系，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户县农民画才能实现突破，才能立于艺术之林，不然轰动一时的农民画将是艺术史上的一朵昙花!
根据我近20年对农民画的体验和认识，我认为农民画已有了理论突破的基础，已具备了建立理论体系的可能。于是我们邀请了有关专家学者，召开农民画理论研讨会，发动农民画作者参与研讨与总结。我在每次会上都作了引导性的发言，使会议沿着既定的目标发展。会后又组织拟定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户县农民画的新发展》、《发展户县农民画的几个问题》、《户县农民画的艺术特点》。这些文章都有理有据地阐发了农民画的理论界定和艺术牲。我认为农民画是不同于普通的中国画，不同于西洋画，不同于文人画，不同于宫廷画，是师承于民族、民间绘画，是表现农民风情、理想，具有普遍审美情趣的现代民间绘画。那种“农民画的画就是农民画”的说法，貌似有理，问题在于它没有把农民画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抹煞了农民画的独特艺术风格。这种说法的危害性在于使农民画没有一定的方向和追求，长期处于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境地。这种理论上的明确，无疑使农民画得到一种飞跃，可以说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农民画不管从艺术追求、艺术质量以及数量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更值得庆幸的是农民画形成了自己独具的艺术个性和艺术特色，作为一种艺术种类跻身于艺术之林。
我在几十年辅导农民画中不忘自己的创作。我是学西画的，但为了辅导，也许是一种认同，我自觉地靠拢农民画。具体地说，就是以西画作为搜集素材的手段，以民族民间绘画作为创作的基调，融西画与农民画为一体，创作出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和欣赏的雅俗兼有的作品。
近几年我偶翻自己过去的作品，突然有一种惊奇的发现，它既使我感到欣慰，也感到不安。那就是我的画和很多农民画在形象与神韵上都有相似或者相通之处，当然这种相似和相通决不是机械地模仿，似乎有一种一脉相承的流动。我不敢说这是某一流派形成的雏型，最起码是一种特点和个性的稳定。当然在农民画这一个大的艺术种类里能形成流派，那将是农民画的成熟与繁荣，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事情。以上是否成立，有待后来者研究。但以上如果是对我的重复(因为重复和继承在绘画上往往不明显)，那就是可悲的了。我在平时辅导时就一再强调要有个性，要向老师学习，又要抛开老师!为什么一些高等美术院校毕业的学生往往搞不出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始终脱离不了老师的影子，因为这些老师的艺术造诣太深宏，你一头钻进去，就钻不出来，窒息在里头了。所以作者重复了我，一说明作者愚笨，二说明我无能。这难道还不令人不安?
我退休了好几年，告别了那种紧张而繁重的辅导工作，有时间安下心来搞创作。我学的是西画，却搞了一辈子民族民间绘画，这是工作的需要，事业的需要，我无怨无悔。现在我也偶尔画西画，试图在西画的基础上吸收民族、民间绘画的营养(几十年的辅导是在民族民间绘画的基础上吸收西画的营养)，形成自己的风格。比如在色彩上既注重客观的光和色的关系，又注重吸收主观色彩(根据个人的思想感情来涂色)。同时在人物造型上吸收剪纸、皮影风格，对比例和透视也不太拘泥于西画的要求。也许是年龄大了，或者感情趋于平静的原因，近年我对那种“吵闹”的色调看不惯，爱秋的实和冬的冷峻，即就是处理春夏的景物也冷淡色调，这些于农民画似乎是一种背离，但这却有利于我站在另一个视角，或者说是跳出农民画的圈子，去高屋建瓴地审视农民画，更加公允、冷静地评价农民画和总结自己一生的得与失!
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下农民画人物形象的一个问题。早期刘志德、李凤兰、董正谊等的画注重工笔写实，后来为了避开专家的路子，尽力向民族民间方向引导，这当然就有个要求人物向稚拙发展，吸收剪纸、皮影的人物造型。这个路子基本上是成功的、稳健的。后来突然出现了个王景龙现象。王景龙当时40多岁，半文盲。给生产队看果园，从来没有画过画，偶然机会参加了在他村附近办的美术训练班。结果画了一幅画，构图大胆、新颖，人物稚拙到憨的程度，令人喜爱，令人赞叹。他也一发而不可收，画了大量的不受任何拘束，没有“规矩”的画(当然失败的也不少)。后来王景龙的画被加拿大研究人种的学者所重视，得到张扬，继而受到海外的青睐。近年来也出了不少作品，甚至到美国办了画展(和雒志俭、魏朋朋合办)。但王景龙的画往往稚拙得令人不可接受，随意得令人不可思议，他对自己画的解释更是离奇得叫人啼笑皆非。比如他画表现“二为”方针的画，就画了两个下肢瘫痪的人对面坐着向前“挪”，户县人把这种前进法叫偎(音为)。我认为不管稚拙也好，随意也好，无拘束无规矩也好，都得有个度，这个度就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所欣赏。如果超过这个度，大概又是一种幼稚和不成熟。我认为王景龙在保持自己风格的同时，如果不大量吸收别人的长处，不大口大口地吸进新鲜空气，可能会窒息的。
四
户县农民画从50年代末兴起就是以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生活为主题的，它始终坚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几十年来，不管风云变化，这个主题和主导思想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新中国的变化和发展是举世公认的，尤其老一代农民画作者，有许多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深切地感受到新社会的优越，体会到当家作主人的自豪，就连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作者也有同感，从而由衷地拥护和热爱中国共产党。这种歌颂是顺理成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也是有声有色，真实、可信、可爱的。
文化革命以后，尽管生活中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有贪污有腐败，但主流是好的。中国的农民(包括农民画作者)是有良心的，他们总是热情洋溢的弘扬正能量，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感悟和理解。我把这种文艺(画)叫做“笑脸文艺”，因为长期以来，表达真善美是我们户县农民画的主旋律。如果有些人指责我们的“笑脸文艺”，要我们用画画去暴露黑暗甚至骂娘，搞荒乱怪，农民画作者是不会昧着良心去做的。当然作为一个辅导者，一个共产党员，我为这种弘扬真善美的“笑脸文艺”付出了一生最好的年华，对它的否定，也是对我人生的否定!
由于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事业，把我和农民画作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血肉的兄弟关系。农民画作者始终把我当他们的亲人看待，作者们大到招工、提干、参军，小至家庭纠纷甚至婚丧之事都来和我商量，要我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记得为了作者刘惠生的婚姻问题，我多次到苍游乡政府去做工作，向乡文书讲有缺陷的刘惠生的长处，还做了刘惠生对象的工作，我以人格向她担保，终于使这桩数次登记都失败的婚姻得以成全。还有屈二牛、范致有都是我设法把残缺的婚姻促成，并给外地来的媳妇办了户口，现在他们都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西瓜熟了，刘惠生步行(不会骑自行车)20里背西瓜来看我们；有人把别人送的点心(那些年生活困难)舍不得吃留给我们；有的把留作换盐的鸡蛋硬给我们吃。更为可笑的是作者刘军娃悄悄地对我说：“刘老师，你告诉我，谁欺负你，我给你报仇!”
如今我老了，告别了工作，但也不能脱俗，对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免不了斤斤计较。但这些作者总是隔三叉五地来我家坐一坐，谈一谈，不忘给我带来新作，让我评论，这也是对我的安慰，使我的精神得以解脱。我由于性情直率，有时恨铁不成钢，过去的年月在辅导中要求过严，伤到了一些作者，他们现在也大都能体谅我，我也感到高兴。在辅导农民画30多年中，最令我感到抱憾的是“文革”中户县一部分人受极“左”的影响，把给我们辅导过的省市一部分美术界专家拉来批判过一次!当时谢馆长靠边站无能为力，我又势单力薄没有保护好他们，这使我至今感到内疚。好在这些人胸怀宽广，“文革”后仍然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辅导农民画。但我们也有做得好的地方，如原西安美院院长，著名画家刘文西，“文革”曾在大王镇作者杨生茂、杨旭的保护下隐居农村近两月，免除了劫难。
五
农民画风风雨雨40年，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不但站立于艺术之林，在走出国门宣传中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在“文革”，那几年，中国几乎与外隔绝，户县农民画却以清新热情的面容在国外树立了中国人民的形象。正像有些人说“你们把其它啥派不出去，却能把画展派出去”。还有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农民画红火时，有些专家曾把农民画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后来又因门户之见以及艺术种类的不同，借机抬高某地农民画而攻击户县农民画，尤其作为有资格的高龄的画家先生这样做就更令人费解!我想还是多一点宽容的好。
几十年来，在农民画方面的恩怨，我也不想谈，我只能用酸辣苦甜作个概括，这些也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冲淡，对某些敏感的问题，我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年我的孙子到甘肃写生。我怕他不适应那里的气候，叮咛他必要时可到张掖师专去找某某帮助。孙子实习回来后，夸张掖师专条件多么好，艺术氛围多么好，并一再问我当年为啥要回来，不留在那里?我半天回答不出来，当然这里有很多复杂的说不清的东西(因为师专复课后曾来信要我回去，我拒绝了)。但我最后给孙子的回答是：人一辈子要留下脚窝子，我不后悔。
（整理本文的作者：段景礼，作家，《户县志》主编、著有《户县农民画研究》、《明代前七子诗曲大家王九思研究》《风雪娘子关》《户县农民画春秋》《赵寿山将军》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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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汉先生的画作
关中农家刘群汉作
放牧行刘群汉作
秋院刘群汉作
庙会刘群汉作
山姑娘刘群汉作
拂晓刘群汉作
雀会刘群汉作
挂金刘群汉作
欢送新兵入伍（版画）刘群汉作
《民兵建设》杂志兰州军区政治部出版，封底版画刘群汉作
学雷锋做好事（版画） 刘群汉年
赶古会（版画）刘群汉作
一路歌声满天飞（版画）刘群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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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棉花（版画）刘群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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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版画）刘群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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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版画）刘群汉作
来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