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中的宋仁宗四十二年如梦过 [复制链接]

电视剧《清平乐》上映，吴钩新书《宋仁宗：共治时代》出版，千年后，宋仁宗迎来了“高光时刻”。

包拯、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韩琦……四十二年间，众星捧着他，把大宋王朝推向了巅峰。多年后，宋人依旧向往那段“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的日子，然而，“仁宗盛治”“嘉祐之治”的梦，始终是场梦。

熟悉的陌生人

宋仁宗是谁?恐怕是多数人听到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

作为皇帝，他的存在感实在太低。且不说秦皇汉武、康熙雍正乾隆，就算北宋王朝里，人们更熟悉的也是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就连倒霉蛋宋钦宗，也因“靖康”这个年号被人所知。

唯独宋仁宗，做了四十二年皇帝，一个北宋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却没啥话题。以至于民间文人编造故事，也不喜欢拿他当主角。

宋太祖有“千里送京娘”，宋徽宗有“私会李师师”，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龙戏凤”。宋仁宗并非克己复礼的圣人，与张贵妃的爱情故事够刻骨铭心，但知名度远不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长恨歌”，不见有诗人写诗吟咏，也不见民间文人编排成动人的戏剧。

最直接相关的是“狸猫换太子”。故事里那个可怜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扮演的却是“打酱油”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故事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名。

实际上，四十二年的江山坐下来，传奇并不少。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狄青故事，都发生在宋仁宗时代。

就连讲述徽宗朝故事的《水浒传》，也是从仁宗朝写起：“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但在这些故事演义中，宋仁宗总是充当“背景板”，出演“路人甲”，从未唱主角。

这倒可以理解。宋仁宗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缺乏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业绩平平。

他十三岁继位，此后十一年里，朝廷被刘太后掌管。即便亲*后，“成绩单”也不好看。废后、拒谏、*争、民变、兵败，里里外外都是焦头烂额。

他的一生更是平淡，像极了他的性格。生于宫禁之内，成长于宫禁之内，老死于宫禁之内，如果不是出于礼仪之需，他甚至不会踏出宫城。清人王士祯在《池北偶谈》里，评价宋仁宗和宋徽宗：“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可就是这么一个看似无聊无趣、没什么工作业绩和主心骨的太平天子，却创造了一系列奇迹。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在仁宗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朝，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百姓生活安康……

他的执*后期，经济繁荣、文教发达、科技兴盛、*治清明，达到了北宋统治的巅峰，留下了“嘉祐之治”的美名。

众星捧月的时代

宋仁宗的成功密码，在于一个“仁”字。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仁宗”的君主。《宋史》给出的盖棺论定是：“《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仁，仁慈、宽厚、大度、包容。他的“仁”不是装的，而是大事小情贯穿一生。

宋仁宗有一次用餐，正吃着，突然吃到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赶紧吐出来，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对待下人的过失，宋仁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关心下人。这一点，莫说是皇帝，就算普通食客，也着实不易。

仁慈大度的本性，放在*治上同样可贵。

包拯曾反复进谏，阻止皇帝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说到激动处，“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口水都喷了自己一脸，宋仁宗仍没有像李世民对魏徵那样，气愤得要杀掉臣子。皇帝之仁到了这境界，也算空前绝后。

开明之风换来了士大夫的自由呼吸和“野蛮生长”，一大批精英围绕在宋仁宗身边，正如众星捧月一般。

文学界，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宋词中，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也活跃于此时。

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

*治界，不但主持“庆历新*”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是仁宗朝的中坚，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中人，也是仁宗时代就崭露头角的。

科学界，宋代最聪明的两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也都成长于仁宗时代。

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很长。他们共同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作为皇帝，宋仁宗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但他节俭、谨慎、宽容，有私德、不折腾。无为而治的风格，为大臣们提供了广阔的施展舞台。

大多数朝代创建之初，基本上都采取“与民休息”的*策，但当国力渐渐恢复，基于专制统治的独占性本质，皇权与无为而治思想自然无法兼容。帝国的巨轮行至中流，依然能坚持无为而治的，着实罕见。

宋仁宗的“仁”很可贵，但也不必过于拔高。他的“共治”，本质上还是个人性格使然。

史书记载：“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雷人”之处在于，仁宗事先给宰相打好招呼：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看似宰相有了驳回皇帝圣旨的权力，可仔细品品，拿这个当成仁宗开启君臣共治模式、与近代的君主立宪制相似的理由，是不是也太过无力?

皇帝当成老好人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东风吹泪洒昭陵。”这是宋人对仁宗的评价。

宋仁宗把“守成”二字做到了极致。经历持久的动荡，仁宗给百姓以难得的和平喘息期，大家终于能踏踏实实过小日子了。千年后，一份份华丽的国民经济报表被翻了出来，多少人惊呼：此生愿回仁宗朝。

先别急。若生在仁宗朝的百姓是幸福的，生在仁宗朝的士大夫是幸福的，生在仁宗朝的武官是幸福的，那为什么宋仁宗在历史上得分还是不高呢?

来看仁宗朝“逆天”的名臣配置：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狄青、蔡襄……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明代李贽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手握这名臣猛将，宋仁宗却打了把破破烂烂的牌。

针对“三冗”问题，宋仁宗推出庆历新*，原本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绩，可新*仅持续一年四个月，就被皇帝叫停，半路夭折。反对派不过是在皇帝耳边吹了吹风，宋仁宗就轻易把范仲淹等改革派全部外放贬谪。

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楫。作为承上启下的时代，仁宗朝推行庆历新*，原本是抑制甚至解决“三冗”问题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条件下不改，一拖又是四十年。留给后世的，就只能是改也亡、不改也亡的悲剧了。

有人说，仁宗朝是中国古代最好的四十年，人口、土地、财*、国民生产总值刷新了历史纪录，即便“开元盛世”“康雍乾盛世”也纷纷被秒杀。且不说那些数字科学性如何，在华丽的报表背后，有许多问题都被选择性忽视了。

冗官问题没有解决，官员越来越多，朝廷每年要拿更多的薪水来发俸禄。冗兵问题没解决，宋太祖时禁*人数只有不到二十万，仁宗时代飙升到八十万，而且完全没有战斗能力。冗费问题也没有解决，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甚至发展到“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局面。

百业兴旺了，家底厚实了，老百姓税负越发沉重，国库里依旧没剩下几个闲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盛治”怕是难言幸福。

并非苛求古人。只要宋仁宗愿意，完全有条件把国家带向更好。

执*四十多年，内外总体平稳，人才不可谓不盛，*兵多于前代却仅能守土，财赋倍于过往仍入不敷出。前不能效文景之治，给后人留下一个足兵足食的丰盈府库；后不能如洪武永乐，给周边诸国留下足够大的心理阴影。

在遏制西夏的重大决策上，宋仁宗更是乏善可陈。正如苏洵当时以《六国论》劝谏的那样，“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所以说，作为皇帝，宋仁宗算得上称职，却不够优秀，甚至不够良好。

问题还是出在“仁”上。凡事有利就有弊，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皇帝宽仁是美德，但过于宽仁就近乎柔弱。明清之际的学者王夫之管这个叫“无定志”。

从人事任免上，就可以看出宋仁宗的缺陷。仅在亲*的那三十年中，两府大臣就换了四十余人，许多大臣是屡进屡退。即使贤者在位，因为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结果什么大事也办不成。

蔡襄一句“宽仁少断”，评价倒是贴切。在庆历新*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皇帝，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可现实中的宋仁宗，就是太好说话，谁的话都听，一生摇摆不定。

如果说宋仁宗成就了时代，倒不如说是时代成就了宋仁宗。

在“嘉祐之治”中，宋仁宗起到的作用，远不如那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臣们。当时，仁宗皇帝久病，哪有多少心力去操劳*务。所幸宋仁宗摊上了一群有德行、有能力的大臣，不是自顾自地争权夺利，保证了国家机器能正常运转。

然而这毕竟不会是常态，更何况，一堆的问题正在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大。国家机器偏离轨道，已是大概率的事。

国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有了病，得抓紧治，绝不能拖，否则就是在透支未来。繁华注定只是昙花一现，一个只有少数士大夫幸福的时代，终究难当“盛世”二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