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跨越两千年；邂逅，司马迁密码。
公孙弘“八面玲珑、貌似忠厚的长者”，“此公可是典型的阴险人物”，“他除了关心自己的官位外，什么都不关心。非关心不可时，只关心陷害忠良”。
这犀利的批判源自柏杨，即《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
司马迁在《公孙弘列传》中曾两次提及公孙弘为人，“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
“恢奇”表示杰出、不寻常；“多闻”意思为见多识广；“不广大”意思为度量不广大，指心胸狭窄；“意忌”为猜疑忌妒；“外宽内深”是指表看宽宏大量，内心深不可测。
人心即江湖。
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与瓜葛，实际上就是“人心”之间相互角逐的再现。
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最能看懂一个人。所以，看看司马迁记述公孙弘处理与汉武帝、主父偃、董仲舒、郭解等人的关系，可以更深地了解公孙弘其人。
与汉武帝~曲意逢迎毫无政绩
公孙弘称得上是跨界人才，亦法亦儒。早年供职于薛县监狱，“少时为薛狱吏”，所以熟悉汉朝法律知识；“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不惑之年才开始研习儒家学说。
汉武帝任用酷吏实行独裁统治，法家严酷残暴需要美化，无疑儒家的仁治是最美的外衣。公孙弘由此得到赏识，“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既非常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加以文饰。
其实，《酷吏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话，“是时上方向文学，（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张汤深受汉武帝器重，除了善于揣摩武帝心理之外，关键是既能严酷刑罚支持独裁，又能从儒家学说找到理论根据。
“元狩二年（即前年），弘病，竟以丞相终”，公孙弘为汉武帝十三任丞相中为数不多的寿终正寝。除了跨界兼通儒法之外，大概与公孙弘弘圆滑世故有关。
“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每次朝会议事，公孙弘发表意见只作开头提示，不把主见说出来，让汉武帝自己考虑。公孙弘这点确实高明，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反正都是汉武帝自己决定的。
“不肯面折廷争”，公孙弘在朝堂之上绝不跟汉武帝起争执，给足了老板面子。“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汇报工作即使被否决也不当着众人的面争执，免得给汉武帝难堪。
公孙弘老谋深算从不做出头鸟。“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悦，所言皆听”，与汲黯一起觐见汉武帝，往往是汲黯先发言，公孙弘察言观色，搞清楚了武帝态度，再发表自己的看法，往往深受汉武帝喜爱，从而接受相关建议。
公孙弘是一个明哲保身，曲意逢迎汉武帝的小人。“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旨”，曾经与公卿们事先约了向皇帝谈论的问题，但到了皇上面前，他却违背约定而顺从皇上的意旨。
可见，公孙弘多么老奸巨猾，“八面玲珑”。
公孙弘还善于“政治作秀”，上演了一幕“清廉勤俭”的戏码，还给自己装扮了一身“孝顺忠厚”的外衣。
“弘为布被，食不重肉，后母死，服丧三年”，公孙弘盖布被，吃饭从未有两个肉菜，后母死后坚持守孝三年。
司马迁所谓的“常称”，是指公孙弘经常四处宣扬标榜自己的节俭。
汲黯曾两次公开质疑公孙弘的虚伪狡诈，“齐人多诈无情实”，这是怀疑公孙弘的忠诚；“弘在位三公，然为布被，此诈也”，这是怀疑公孙弘的虚伪。
公孙弘都轻松化解并让汉武帝“以为谦让”而更加赏识，“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公孙弘在他人攻击毁谤中，反而更受汉武帝信赖。
当然，汲黯难讨汉武帝喜欢，“性倨，少礼，面折”，性格傲慢，缺少礼貌，当面指责过失。
这一切让汉武帝觉得公孙弘品行忠厚，“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虽然没有什么政绩，但是“二岁中，至左内史”。“内史”负责执掌京师行政，后来“内史”分为左、右内史，主爵都尉。左、右内史负责京师治安，主爵都尉掌管京畿各县的职权。
公孙弘从博士到左内史再到丞相，十年之内跃升很快，但政绩乏善可陈。所以，宋人蔡幼学曾评价说“苟合取容，相业无有”。
第一次任博士时曾出使匈奴，因为不符合汉武帝要求，被认定无能而免职。第二次任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汉武帝下令出使西南夷视察，巴蜀老百姓不堪忍受劳苦，所以公孙弘“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
“弘数谏，以为疲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公孙弘极力诋毁西南夷为偏远无用的蛮荒之地，希望汉武帝下令停止设郡修路。这可能是唯一一次公开抵触汉武帝意见，也可能是司马迁认为公孙弘在政绩上唯一可圈可点之处。
当然，汉武帝没有听从公孙弘的。或许经历两次失败，公孙弘明白了汉武帝很难左右，所以不如做好跟班，及时完成老板交代的任务和随时举手表示附议赞同。
与主父偃~嫉贤妒才落井下石
“主父偃者，齐临淄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主父偃既是老乡，又同属跨界人才。
但是，主父偃人缘不咋地。
“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在齐地读书人中不受待见，而且还遭到儒生的联合排挤，“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齐地没有了立足之地。
老家没法待了，那就出去游学吧，碰上运气或许遇到贵人呢。“家贫，假贷无所得”，筹措路费，没有人肯借钱给他。
“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游历燕、赵、中山等地仍然没有遇到贵人，“为客甚困”。
穷困潦倒混不下去了，主父偃认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诸侯王不值得游说，然后西入长安拜见卫青。
“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卫青虽多次推荐，但是汉武帝愣是没召见。此处值得推敲，其一，卫青忌讳“招士”，不主张臣子蓄养门客；其二，汉武帝即位就全国“招贤良”，有才能地方岂会不予推荐；其三，主父偃臭名昭著，人缘太臭传到了京师长安。
“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在外飘荡太久了，主父偃已身无分文。司马迁再次贬低主父偃的人际关系，长安诸公卿门下的宾客也都讨厌主父偃。
主父偃这个人最大的弊病，就是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到哪去都不受人待。
人缘即人品。
就主父偃的人际关系，可想人品如何了。“乃上书阙下”，无奈之下，主父偃只有自荐了，写了一卷才华横溢的奏章投到了汉武帝专用信箱。
“朝奏，暮召入见”，汉武帝早晨看到奏章，下午就召见了主父偃。这里既说明汉武帝求贤若渴，又说明主父偃虽人品不济，但才华了得。
这一次召见，主父偃成了郎中，从而开启快速上升通道，“一岁中四迁偃”。“偃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郎中”是皇帝的侍从官员；“谒者”为接待宾客，传达通报的近侍；“中大夫”是汉代掌论议的官员。
主父偃从元光元年（前14年）西入长安，到元朔三年（即前年）被灭族，如西汉政坛的一朵昙花。
“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司马迁明确主父偃被灭族为背后真凶公孙弘。那么，两者到底有什么仇恨？
直接矛盾冲突是关于设置朔方郡，主父偃与公孙弘政见不合。主父偃极力配合汉武帝，“盛言朔方地肥饶”，是扩大中国疆域，消灭匈奴的关键。而公卿一致支持公孙弘，设置朔方郡劳民伤财。
其次，主父偃的卓越才能遭到了公孙弘的忌妒，这是主父偃之死的主因。主父偃向汉武帝提供了两条国策：其一“推恩令”，“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其二徙天下豪杰于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尊立卫子夫为皇后，既是为了报答卫青的举荐之恩，更是为了与外戚势力结党。而揭发燕王刘定国（刘泽之孙）的私密丑闻，则恐怕是报复游历燕赵时未受礼遇。
主父偃“倒行逆施”行径暴露了“远大”的政治野心，自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人或说偃曰：太横（蛮横）矣”!反感人群中应该包括当红的政治明星公孙弘。
“元朔二年（前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行僻”，揭发了齐王宫内私生活淫荡邪僻，汉武帝任命主父偃为齐相。
“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主父偃派人告诉齐王掌握了他与姐姐的奸情。主父偃原本打算以此要挟将女儿嫁入齐王宫，岂料齐王胆小害怕竟然自杀了。
赵王刘彭祖在主父偃离京赴齐上任时，揭发其收受诸侯王的贿赂。毕竟，主父偃曾经游历燕赵，赵王担心燕王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
此时，齐王自杀的消息又传到了京师，汉武帝以为主父偃挟制齐王逼迫其自杀，所以将主父偃下狱。主父偃承认收受贿赂，但是拒绝承认胁迫齐王自杀。
“上欲勿诛”，汉武帝萌生了宽宥主父偃的念头，估计是司马迁的溢美之词。因为御史大夫公孙弘落井下石，汉武帝不仅杀了主父偃，而且还是灭族。
“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汉武帝听从了公孙弘建议，“乃遂族主父偃”。
借用《鲁仲连、邹阳列传》中一句谚语来说，“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人处在互相竞争的地位，就会互相嫉妒。
在《游侠列传》中郭解之死，关键时刻也是公孙弘递了“刀子”。“解不已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
他人说了郭解的坏话，便有人主动出头为郭解复仇杀人。郭解已经有了足够的号召力，不用吩咐，就有人替他把事情给办好了，游侠这种无形的权威，甚至可以挑战君权。所以公孙弘说这是“大逆无道”。
当然，这便是汉武帝信赖公孙弘的原因，严酷的惩治竟然找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公孙弘亦儒亦法结合得如此完美。
与董仲舒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董仲舒，广川（河北枣强东）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因为研究《春秋》而闻名，所以在汉景帝时代便已成了博士。
上回
七品草民说过汉景帝时代，众多博士空有官名而没有一个受重用，“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胡毋生如此，董仲舒亦是如此。“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他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没出门游玩。
司马迁用此说明董仲舒在学术上很专注，但却不谙世俗；或者说董仲舒是纯粹的学者型人才，注定难以适应尔虞我诈的政治环境。
董仲舒广收门徒弘扬儒学，“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他居家教书，上门求学的人很多，不能一一亲授，弟子之间便依学辈先后辗转相传，有的人甚至没见过他的面。
“今上即位，为江都相”，汉武帝继位后，董仲舒出任江都国的国相。接着司马迁介绍董仲舒以《春秋》为指导治理江都。
司马迁讲述董仲舒的故事有点神乎其神，即使如今的人工降雨也没有董仲舒牛气。
“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史记·列传第六十一儒林》
以《春秋》为指导，通过推究“自然灾异”变化，“阴阳运行错误”的原因，然后在求雨时能关闭阳气，释放阴气，使天下雨；止雨时，能关闭阴气，释放阳气，使雨停止。
“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研究《春秋》到了这个程度，难怪司马迁说“公孙弘治（研究）《春秋》不如董仲舒”。
“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按照字面直译，董仲舒在江都求雨没有不应验的，也就是说董仲舒治理江都并没有作为。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董仲舒在江都为相期间治理达到了预期效果。
“中废为中大夫”，董仲舒官运不济，中途被降职为中大夫。“国相”相当于郡守，秩俸二千石，掌一国大小事。“中大夫”隶属于九卿之一郎中令，秩比二千石，掌顾问应对。
董仲舒为何降职？司马迁说“董仲舒为人廉直”。“廉直”为清廉正直，所以不存在贪污受贿的可能。因此从国相降职应该是治理江都并无政绩，而中大夫顾问应对，咨询个典故还是绰绰有余的。
“居舍，著《灾异之记》”，董仲舒在家闲居时笔耕不辍，写了一本《灾异之记》。这本书使他遭受诬陷。“主父偃嫉之，取其书奏之”，主父偃因为嫉妒而偷书呈献给了汉武帝。
“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讽”，汉武帝将《灾异之记》让诸儒生发表看法，书中颇有些讽刺意味。“是时辽东高庙灾”，当时辽东高祖庙发生了火灾，所以大家认定《灾异之记》有讽刺当朝的嫌疑。
“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此书是其师所写，认为该书愚蠢至极而大加批驳。
“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董仲舒因此入狱被了死刑，汉武帝下令免死。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树木如此，做人亦是如此。董仲舒就是团队的秀木，不仅成了主父偃嫉妒的目标，也成了公孙弘仇恨的对象。
“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经历了牢狱之灾，董仲舒再也不谈论灾异现象了。
静心研究《春秋》，“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公孙弘研究成果不如董仲舒，但是他行事善于迎合世俗，因此能身居高位做了公卿大臣。
“董仲舒以为弘为从谀”，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为人阿谀逢迎。这点倒是印证了辕固生的先见之明！
“诸尝与弘有隙，虽佯与善，阴报其祸”，公孙弘心胸狭隘，对那些有小摩擦的人，表面装着很友善，私底下却使绊子加以报复。
无疑，董仲舒的才华和偏见引起了公孙弘的憎恨。
“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今山东高密）王’。”公孙弘向汉武帝推荐董仲舒做国相，大多数人可能认为这是好事，毕竟从中大夫再次提升为国相。
实则不然，胶西王刘端是啥人呢？
刘端“为人贼戾”，相当凶狠、残暴。“数犯上法”，汉武帝碍于兄弟情面没有杀他，只是削减了大半封地。“相、二千石往者，奉汉法以治”，过去不少派往的国相下场都很悲惨，“端辄求其罪告之，无罪者诈药杀之”，有罪依法惩治，无罪的偷偷用药毒害。
所以，公孙弘的建议实际上是将董仲舒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胶西往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然而，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而且品行廉洁正直，刘端出乎意料的善待董仲舒。
但是，“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董仲舒不仅担心胶西王刘端，恐怕还有公孙弘丞相，所以称病离职回家。
董仲舒辞官回家反而在著书立说方面取得了成就。“至卒，终不治产业”，说明董仲舒家境殷实，不必为衣食所忧愁，“以修学著书为事”，终生以著作为事业。
“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目前普遍认为董仲舒所肇始，然而司马迁好像并不看好，所以自始至终从未提及，况且汉武帝也并非否定其他学说。
“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儒家弟子倪宽虽位居三公，因为性格温和，又能奉承皇帝之命，故能从容久任，但是却毫无建树。这可能是司马迁对儒生从政的反思吧！
#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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