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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2/19 2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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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介绍

中华国乐,源远流长。为中国扬琴在世界扬琴大家族中彰显东方艺术特色;为向扬琴届彰显中国扬琴人百年来的奋斗历程;为扬琴届无数芊芊学子提供更专业的理论与学术研究。

置身于两种文化“传统”中的中国扬琴

赵艳方

早已被看作是“中国传统乐器”的扬琴,是三百多年前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与其他传入的外来乐器不同,它不是一种有意的、受双方外交意图支持的文化交流,也不是如利玛窦那样以教会的名义献给中国皇帝的礼物,而是明末清初欧洲商人、传教士们的个人行为,出于个人爱好或某种原因带进了中国。

这种特殊的处境,给“洋琴”在中国的发展制造了一种独特而艰难的生存环境一一无乐曲、无教材、更无演奏技艺传授,在失去“母语”的情况下,闭锁在一个异文化的国度之中。谁料在这样的环境里,“洋琴”却获得了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竟生根发芽,枝叶繁茂地成长起来,很快融入到了中华传统的音乐文化之中。短短的时间里,“洋琴”为多种民间曲艺和戏曲采用,在广大的疆域内流传,成为最后一个进入中国传统乐器群体的外来乐器。

新中国成立之初,“洋琴”就被接纳为民族乐队编制内的常规乐器,正式更名为“扬琴”一一那个时刻,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在国际扬琴界眼中,这个扬琴应该冠以“中国”二字,因为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打上了不同于其他扬琴的文化烙印。

从初见于非官方文献,到民族乐队的常规乐器,历时之短,创下了中国音乐史上接纳和融合外来乐器之最。

当进入到新的发展平台,民间式的传承方法已经不能适应专业音乐发展的需要时,在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扬琴很快建立起了自己的教学体系一一从小学到附中、大学,直至研究生,这是现在世界上这个乐器最完备的教学体系。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吸收外来乐器融化在自己音乐血脉中的传统,但由汉唐到明清,情况各有不同。

汉唐之前,胡乐的传入往往是综合的、群体性的。有乐器,有演奏家,有时还有理论,例如“龟兹琵琶”的传入是和苏袛婆等一批演奏家和“五旦七声”的音乐与理论群体一起到来,致使隋唐时期,胡风洌冽,对中国的传统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代以来,外来的乐器和音乐也继续传入,但情形与汉唐时期不同,周边来朝进贡者渐少,战乱裹胁而来者多,缺乏群体性和可控性,传入零乱无序,接受是被动的。

这些乐器或收入宫廷(如奚琴、兴隆笙),或留在*旅(如唢呐),更多的则散落在民间。*权频频交替间,许多乐器昙花一现就失去了踪迹,如火不思、抄兀儿、七十二弦琵琶等。

不论是留存在社会的哪个阶层,这些乐器都要经历选择、吸收与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宋代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在这个阶段,经选择纳入而留存的乐器,多半以原名的音译为名称,少有再次命名的,只有继宋代奚琴而来的“胡琴”,一直戴着“胡”的帽子进入20世纪。

由此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多数外来乐器,是因进献乐舞而被认识,靠自上而下的传授而流传,经天长日久的应用,才被认可和接纳。

扬琴的特殊,正在于它的传入并非这样,既不是藩国进贡、商人献宝,也不是战火硝烟、马背传来,而是弃婴一样,悠忽之间就出现在街市之间一一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演奏家和音乐相伴出现。人们不知它的底细,依据形貌判断“非我族类”,是“洋过海”而来,于是笼而统之地叫它“洋琴”。称扬琴为“洋琴”时,人们只知道它来自“大海洋”,而根本不知道它出自哪里,更不知道在英语国家它叫“德西玛"(Dulcimer),在德国它叫哈克布莱特(Hackbrett),在匈牙利它叫欣巴龙(Cimbaom)等。这和琵琶一度被称为“胡琴”不同,称琵琶为胡琴”时,宫内乐人知道这个“胡”是龟兹,“龟兹琵琶”是官方记载的“正名”。

懵懂的欧洲“弃婴”,在中国的土地上呀呀学语,吸吮的是中国民间的音乐乳汁,这和琵琶来到中国时满口的“弹舌语”、多年以后才学得字正腔圆也大不相同。

“洋琴”在中国的出现,没有伴随着应有的音乐和演奏技艺,稍知宫商,就能任人取用,任意组合,即使后来应用的人多了,也没有改变其随和的个性,是以其平易近人和实用而得到流传。因此,当传统音乐为时代大潮推涌而前、乐队形态进入重整时,立即被接纳应用,确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而龟兹琵琶带着既定的音乐和相关的音律理论传来时,首先是朝中盛行,“听胡乐、舞胡旋”,自上而下,龟兹音乐使唐代“乐风大变”,等到强势的琵琶找回秦声汉韵时,数百年已悄然过去。

从“弃婴”一跃成为“中国扬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奏工具、演奏技法、演奏曲目,并有了自己代表性的演奏家,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演奏流派,最终以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为内涵,以“中国扬琴”的身份独立存在于世界扬琴之林,仅仅用了三百多年。比起那些动辄上千年的乐器,它所留下的演变痕迹,要清晰得多。但从乐器本身来看,扬琴传入至今,小改小革不少,基本构造却没有太多的变化,欧洲人一眼就能识别出这是“德西玛”。因此,认真识别什么是中国扬琴,比较它与欧洲扬琴的异同成为必要。

年“第八届国际扬琴大会”在北京举办,中国扬琴第一次在“主场”与世界不同国家的扬琴迎面相逢。中国扬琴、欧洲扬琴、西亚扬琴轮番登台,谈艺论剑,对于封闭发展了几百年的中国扬琴来说,这是一个展示自己独特性和成就的绝好机会。

秉承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占持着中国扬琴教育体系的完善,此次相逢,中国扬琴让世界真切地认识了自己,展现多多,载誉谢幕。与此同时,我们也更真切地认识了世界各地的众多的亲缘兄弟,领略到不同的琴韵和技艺,观摩到了不同的演奏风采,开阔了眼界。

被视为“三大体系”之一的中国扬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理清自己的“血缘”关系,音乐上更没有任何联系和承袭,仅仅知道的是自己不属于“华夏旧器”,筚路蓝缕三百年,走着封闭发展的道路,无心插柳地形成了与世界扬琴“三足鼎立”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洞开,在国际交往中逐步结识同宗,理清了“血缘”,眼界顿开的同时,难免在异同之间心摇神驰,举步前行时反倒多了一份犹豫。这是在单乐器上特殊的“文化碰撞”,引发的可能是机遇,但也可能是危机。

扬琴也并非欧洲的传统乐器,是在中世纪时期由西亚传入的,西亚扬琴和欧洲扬琴都有较长的发展历史,这些在研究扬琴的其他著作中都有精彩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欧洲扬琴的鼎盛期在18世纪末期,当钢琴以“完美乐器”姿态出现以后,扬琴从西方音乐舞台上“消失”了,高雅音乐舞台上少见它的踪影,但它在民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世界扬琴大会期间,我们见识到了今天的西方扬琴,客观的比较使我们意识到,尽管西方扬琴在发展中遭遇过挫折,但它在发展中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成就和经验。

先从乐器本身来考察,经历了近千年历程的西方扬琴,在制作材料、制作工艺和成品质量上远胜于现在的中国扬琴。这种差别的形成有诸多因素,首先是专业化的制作工艺和有序传承。19世纪西方许多国家先后产生了家族式的扬琴制作专业作坊,家庭成员即是演奏者又是制作者,有的甚至开办了学校进行教学。由此,传统工艺的优秀成果得到传承和发展演奏技能和音乐也得到了传播。17世纪在法国还有制作精美的扬琴奉献给皇帝,并被任命为“宫扬琴乐师”的记载。而中国的扬琴制作与改革大多是民间艺人自制自用的个别行为,没有家族传承并形成规模的记载,不成规模和缺少技艺传承,这是改革思路和制作水平没有显著的创新和提高的主要原因。今天虽然有了专业的生产厂家,有了专业演奏家对改革的目的和方向献计献策,但工艺水平滞后,成品质量不尽人意,仍存在诸多问题。

19世纪的欧洲,扬琴从社会音乐主流回归民间,在普通市民中仍然广受欢迎。随着工业化的来临,扬琴的生产和制作更加专业化了,扬琴的形制结构已比较完善,有了可以拆卸的脚架,有了制音踏板,甚至有转调装置,有的琴还装有可以拆卸的谱架。有的扬琴还获得了设计专利,并且出版扬琴制作图。在英国、瑞士、德国、匈牙利,各种类型的扬琴形成批量生产。

从音乐方面看,18世纪的欧洲扬琴受到过宫廷和上流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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